名律说案:民警偷拍上司通奸被行政拘留，到底冤不冤？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赵军律师则认为，池文举报他人违纪行为是合法的，但他为了达成这一合法目的所采手段的合法性，也就是他获取他人违纪证据行为的合法性，却需要另行判断。这里涉及一个（公职人员）隐私权与公民监督权的平衡问题。

隐私权是来自于国外的概念，我们国家法律民事权利体系中本来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在我国法律不健全、公民权利意识淡漠的时代，公民的隐私是“羞于启齿”，见不得人的事情，更不可能成为一项民事权益。随着时代的发展，公民的个体意识逐步增强，公民隐私权逐步受到广泛关注，并逐步成为一项民事权益。现在，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隐私权保护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可见，《民法总则》已经将公民的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中民事权益，包括隐私权。另外在《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妇女、消费者的隐私权进行了重点保护。自此，“隐私”一词，不再是“阴暗”和“猥琐”的代名词，而是以公民人格权的重要内容，登上法定权利“大雅之堂”。

然而，社会和法学界对于隐私权的争论，从未停歇过。其中，涉及文体明星、政治官员等特殊人群的“隐私权”边界，也是争论的焦点问题。通常的观点认为，这些特殊人群毫无疑问也享有“隐私权”，但其“隐私权”因其社会知名度、政治职业等而受到一定的限制，有别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比如，影视明星的“婚恋”可能是“隐私”，但却经常成为炒作的热点。而政府官员的财产情况依据规定是应当公开的，不能以财产是其隐私而拒绝公开，普通公民的财产情况，则完全可以作为隐私，不得公开。所以，这些特殊职业和身份自然人的“隐私权”保护要求，与普通公民相比，更为严格和苛刻。

孙宏臣律师认为，隐私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判断一项权利是否为其隐私权，首先应看其合法性。只有当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才能受到法律保护。非法权益，不受保护。一位官员在上班时间开车出去与其它女子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本身就是违纪和不道德的行为，这种行为不能因当事人“难以启齿”便成为其“隐私”，也不属于法律保护的“正当合法权益”。如一位普通公民涉嫌“出轨”或“通奸”，则仅属于道德谴责的范畴，而不能归为违纪或违法行为。所以，普通公民的“出轨”应是“隐私权”保护的范围，而政治官员不是。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民警监视跟踪其上司公安分局副局长“通奸”行为，不能以侵害公民“隐私”为由，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因为公安分局副局长上班期间或其他时间与人“通奸”的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违纪行为。所以，单从这点看，民警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如这位民警非因工作原因，跟踪监视一位普通公民的行踪和婚外不当性行为，则可能构成侵权。

隐私权也并非绝对权利，也会受到限制，作为公职人员的隐私权自然受到更多的限制，常常与公众的监督权发生矛盾。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呢？监督权行使的边界在哪里？通常对隐私权的侵犯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私人生活环境的侵扰，二是非法获取私人信息秘密，三是于非法批露、公开私人信息秘密。首先，对于私人生活环境的保护不应区分普通个人与公众人物或公职人员，其生活安宁均不得受到任何非法侵扰。公众行使监督权不能进入私人生活区域，公众只能在公共场所行使监督权，任何人不得以行使监督权为名非法进入私人生活场所。其次，公众行使监督权搜集获取的私人信息应当与公共利益相关，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任何人均无权获取和公开。公职人员的违法或违纪的行为显然不应受隐私权的保护。

结合本案，池某在周某的私家车和私人车库安装定位器和摄像头的行为事实上已经对周某的私人生活环境进行了侵扰，不论周某行为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是否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均不能排除池某行为的非法性。

因此，我认为对池某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

公职人员隐私权与公民监督权的平衡问题在实务中应该结合具体的法律条文判断。就本案而言，黄岩公安分局对池文作出拘留处罚决定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六项。该条文规制的是“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池文收集他人违纪或违法行为的证据本身是正当的，但在具体收集方式的选择上却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在公共场合录像不违法，但在他人车库（私人空间）中安装摄像头，录制他人在私人空间中的性行为（性行为是否正当，是另外的问题），符合偷拍行为的法律特征，该行为除非获得合法授权，否则就是非法的。

另外，池文还在他人汽车上安装了追踪器，以便获取他人行踪轨迹。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刑法第253条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识别信息和活动情况信息,具体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故在他人车上安装追踪器获取他人轨迹的行为，如果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也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赵军律师指出，举报违纪、违法或犯罪是法律和社会鼓励的行为，也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体现。但目的的正当不等于手段合法，如果为了达到合法的目而不惜使用非法手段，一旦达到一定严重程度，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公职人员的隐私权虽因公共利益的需要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针对公职人员的“捉奸”，其手段行为同样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目前，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了司法轨道，最终如何判决，法官还要考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对池文的处罚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证据是否充分等多方面因素。对于这种争议性公共事件，重要的是要让法律说话而非任由舆论审判，如此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